樟寿，生光绪辛巳八月初三日寅时，卒民国廿五年丙月十九日。（鲁迅）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越城周氏支谱六册，马隅卿先生从北平书肆购得，现存孔德学校图书馆中。此谱在光绪丁丑用活字排印，共二十部，此为第六号(余家所藏系第廿号)。察谱中添注，盖系忆农伯手书。近年物故保定，遗物散失，此书流转至北平。不意复得展阅，并题语以志因缘。时中华民国二十年四月七日会稽周氏清道房公允派四支十四世作人书。
《越城周氏支谱》是今浙江绍兴县城都昌坊周氏即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一系的族谱，周作人这则题记见于首都图书馆所藏《越城周氏支谱》第六号。原谱由著名戏曲小说研究专家、藏书家马廉（字隅卿）先生从北京宝伦堂书肆购得，入藏当时的北京大学子弟学校—孔德学校图书馆，1949年转归首都图书馆庋藏。马隅卿先生曾长期做孔德学校的总务长，留心学校的图书资料建设，后专管图书馆[1]。《越城周氏支谱》在转归首都图书馆之前，先流入孔德学校图书馆，就是这个因缘。周作人在任教北京大学时，又曾以校董事之职而兼课于孔德学校，为中学部讲授国文作文课。由于这个缘故，周作人和马隅卿曾经非常地熟悉，1938年马隅卿去世三个月后，周作人即作《隅卿纪念》一文，以志二人谊。既如此，马隅卿在得到周作人的家谱后向其出示，自属于正常的朋友之举，而周作人观后提笔作记，也是对朋友的回应和对家谱的重视。
周作人为越城周氏的第十四世，其第六世祖周煌共有八五子周绍鹏为第四支，即周作人一支，第六子周绍显为第五支。谱后所附“分送谱号”看，第六号谱正是第五支长房所领，按族定，如果这本家谱被遗失、损坏或变卖，就应该“罚钱四千位以惩不恪”[2]。周作人的祖父周介孚名下所领取的第二十号，系捐资贰拾圆所得，属于“各各尊藏，以备查核”之列[3]，要求比第六号松许多。但后者仍被悉心珍藏于族人之手，前者却展转飘流落入书肆。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所藏《越城周氏支谱》第二十号，书函套签为周作人亲笔所题，落款作“十四世作人谨藏廿五月六日题签”，说明该谱是被周作人所珍藏，或者至少到1938年时，它已转到了周作人的手中。
周作人题记中所说的“添注”文字，出自担任“监印谱本，校对遗误”[4]职责的周忆农之手，其添注情况，冯秉文先生《鲁迅家〈越城周氏支谱〉》一文述之已详[5]。这些添注内容在周作人所藏廿号谱中也出现了，但笔迹与第六号谱中的不同，经仔细对照基本确定是周作人亲笔所写，说明周作人对周忆农的添注重新予以了过录。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周作人除了过录周忆农的添注内容，还做了必要的改动和续补。如关于周作人的族伯周曾泽（周苞凤），周忆农在第六号谱中，补作“未婚”，周作人则改为“殇”。按照《越城周氏支谱》“谱例”，“未婚”是指已经聘妻但还未迎娶的，“殇”指未成年而死的。一个针对婚姻状况，一个针对寿命状况。再比如于周作人的族兄周启元、周承缃等，第六号谱中周忆农未做任何添注，而周作人则分别补上了“殇”、“卒”的字样。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周作人所藏第廿号谱中有四处续补，是第六号谱包括周忆农添注都没有的内容。一处是在周作人的祖父周介孚的小传中，添上了以下文字：“改捐内阁中书委署侍读截取同知，历充方略馆誊录官、校对官，会典馆校对官、协修官，本衙门撰文管理，诰敕房事务，加五级记录十次。”一处是对周作人的父亲周伯宜，补写了他的卒年，还加了“娶恩桥头鲁氏咸丰辛亥科举人户部司主事希曾三女，生咸丰丁巳十一月十九日戌时，子四：樟寿、櫆寿、松寿、椿寿殇。”这两处续文对于我们了解周作人的三代世系及兄弟情况，十分有用。周作人对他们弟兄情况的交代在另一处更为具体。由于《越城周氏支谱》修纂于光绪丁丑（1877），所以对周作人一支即清道房允派四支的第十四世，只记录了周作人的伯父周鸣凤长子、生于光绪丙子(1876)的周寿恒，第十四世里其他生于丁丑(1877)之后的人，自然都未能收录。周作人则在他所收藏的《越城周氏支谱》中，郑重地补上了这样一些内容（参见前页书影）
十四世 凤仪子
周伯宜，娶恩桥头鲁氏咸丰辛亥科举人户部司主事希曾三女，生咸丰丁巳十一月十九日戌时。鲁迅父亲：
食神制杀太过格，仅以財滋弱杀，但財亦能破印，己酉大运，财星破印，因父亲和自己的科举舞弊被抓，抑郁而亡。
櫆寿，生光绪甲申十二月初一日卯时，己酉娶日本羽之助长女信子，生子丰一，女静子、若子殇。改名作人。周作人八字：
食神制杀得财星破印成格，比刃太过，食神来自于年上异族申金，汪伪政权高官。
松寿，生光绪戊子十月初九日未时。周建人八字：
伤官制杀格，前半生印星大运，学术生涯，后半生政治生涯，全国政协副主席。
七杀太过，儿子自杀身亡。
樟寿，生光绪辛巳八月初三日寅时，卒民国廿五年丙月十九日。鲁迅八字：
杀印太过得食神生财成格。
但財逢比肩相夺，食神得枭印克制，财富和官职不能有所依赖。
只得取食神生财，木火文采盖世。
1903年前后，光复会密谋组建，活动中心在日本，大本营则在绍兴。其领导者蔡元培、陶成章，核心骨干徐锡麟、许寿裳等，不是鲁迅的同乡，就是其至交，不是其通家，就是其师长，鲁迅与当时的革命大业渊源极深。这些材料，如今都是有案可查的。
职是之故，论学历不过杂牌医专肄业的鲁迅，尚籍籍无名的周树人，1909年底一归国，可以就任绍兴中学堂监学；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一缔建，他能够立即“当官”，火速进京，受蔡元培直接任命，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此后，他历经14年的高级公务员生涯，如果不是和上司章士钊闹矛盾，差点升任司长，还受过袁世凯两次接见。
鲁迅能有如此“官运”，当然绝非仅因与蔡元培有着绍兴乡谊、累世通家的“人脉”，凭借更多的，其实是他自身的“革命资历”。譬如他的二弟周作人，在日留学时就知读书，与革命党人关系较疏远，属于圈外人，就不可能有这官荣，只能到大学教书。
可以讲，鲁迅论起身份，本身就是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的“老同志”，他的指斥虽狠虽越界，可即便是国民党内部，不少人也觉得没啥大不了。不仅如此，很长一段时间，鲁迅在外面炮火四射，国民政府却依然给他发高薪呢。
江浙革命党人，论人数、声势、财资、骨干、力量、背景，自辛亥革命起，都几乎盘踞中心。光复会成立比同盟会还早，冯自由《前革命史》就说，“光复会既成立，与会者独浙皖两省志士，而他省不与焉”，直白讲革命刚兴起时，内部都是浙皖两省人。这一趋势，到了蒋志清时代的国民政府，更是变本加厉，江浙人完全占据为内部最核心的上层圈。
而据今人谢一彪《陶成章传》考察，革命党高层委实安徽人都少，最具声势的是浙人，而浙人内又主要集中于绍兴人。彼时最著名的一线人物，诸如秋瑾、徐锡麟、蔡元培、陶成章、陈伯平等，均为绍兴人。光复会的会长、副会长及其重要骨干，几乎皆出自绍兴。
正因其主持者几乎都来自绍兴，是以光复会中，绍兴籍会员也是此响彼应，父子联袂、兄弟相邀入会者，不知凡几。仅《绍兴市志》所记，城内登录在案的光复会成员，就达265人。大概也因此，后来有人就说，光复会就是“绍兴会”。
依据现有材料，我们可以知道，鲁迅自1930年代彻底“左翼化”转向之后，选择与国民政府对抗，是好多次都深陷险境的，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并非真的安然无忧。例如1930年，这位民国政府的“老前辈”，就因参与自由运动大同盟，被当局通缉，沈醉明言曾“动议要干掉他”。
邵力子说，“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当国民党准备登报，造谣污蔑鲁迅拿日人津贴，从人格上破坏他形象时 ，陈布雷立即制止。就连蒋氏，对鲁翁都似乎颇尊敬，据增田涉写于1947年的《鲁迅的印象》这本书，彼时“行政院长（即蒋）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蒋也是浙江人，他的一生，对江浙人、对黄埔系，都比较宽容。
后来，鲁迅逝世时，蒋还派人送去10万丧仪费。甚至，鲁迅病重时，蒋还曾指示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他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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